【本文是初稿。终稿发表在山鹰社《八千米生命高度》。任何细节不准确的地方都是我的问题。】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在忽视山鹰社社庆30周年征文的邀请，直到储哥威逼利诱，最后才勉强答应。这次回国参加黄高首届校友峰会，坐几十个小时的飞机，不能再找借口说没有时间。一个人孤独旅行，也许是让记忆回到九十年代青春岁月的好时机。
为什么登山
英国登山家乔治·马洛里，在回答记者问他为什么登珠峰的提问时，他回答说，“因为山就在那里”。1924年，为了追求“在那里”的山，他在攀登珠峰的时候丧生。
北大登山队近三十年的历史，几乎每一个队员都用同样的话来回答家人、朋友和自己的提问。一个简单的回答，如此精炼，如此有哲理，仿佛回答了问题，又仿佛什么也没有回答。
1991年，在石家庄陆军军官学校受训一年之后，我终于到了燕园，就读于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系（后改名政府管理学院）。刚上大学的学生，尤其是进入一个北大这样学校的学生，都有一个心理的适应期。这个适应期的挑战，对我这样一个农村来的孩子尤其大。我之所以能够进入北大，完全是黄冈中学的功劳。换一句话来说，我是黄冈中学鼎盛时代的典型产品。一个没有太多天赋的孩子，靠着听话、勤奋、以苦为乐的精神，加上恩师的心血栽培，也能进入中国一流的大学。
虽然高中的学习成绩不错，进了北大就发现了自己的差距。周围的同学大部分都靠着跟自己一样好，甚至更好的成绩才进了北大。那些比我成绩差的北京同学，他们的见识、谈吐、在文艺和体育方面的才华，又让我自愧不如。更为致命的是，我一米六的身高，在风华正茂的北大同学当中，颇有“鸡立鹤群”的感觉。学习上比不上班上聪明又努力的才女们，内心的自卑让我都不敢向暗恋的对象表白，这是我在进入山鹰社之前的真实情况。
一个偶然的决定
一天，在校园里看到一群人系着一根绳子，在旁边的宿舍楼爬墙缝，原来这就是山鹰社经典的招新活动。那个时候北大的社团也不是特别多，琴棋书画之类的社团肯定是进不去的，爱心社呢，那个时候还不是基督徒，不知道爱最重要。一个爬山的社团，不知道为什么就触动了我的心。也许是那一群衣着朴素，谈吐简单的人更加适合我的风格。也许是老队员给我看的雪山的照片，那种遥远又神圣的魅力吸引了我。又或许是在北大的失落感让我跃跃而试。我就这样加入了山鹰社。
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样一个看似偶然的决定，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如果我有先见先明的能力，知道以后发生的事情，我还会加入吗？还是会把在北大宝贵的时间放在学习和准备托福考试上，加入出国的大军？老实说，我不知道。
进入山鹰社容易，要想能够被选拔参加暑假登山队，实在是比登山本身还要难。每年年初都有几百个像我这样一时冲动进入山鹰社的，到学年结束的时候能够留下了，又被选中参加登山队的学生，却非常少。山鹰社从早期开始，就建立了一个择优选拔的过程。大部分的学生能够参加一两次的周末和假期活动就不错了，也是一个很好的经历，大家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要进入登山队，几乎需要每天晚上在五四操场训练，周末出去拉练，寒假去攀冰。训练要点名，拉练和攀冰都有老队员带队，随时都在观察你。
我那个时候不爱学习，基本也不参加本系的活动，有很多时间。其实这不能怪我，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有什么好学的呢？当时选择政治学系，是因为我爸希望我将来能做个县官。我一到北大，尤其是在石家庄被军训一年之后，就对从政彻底失去了兴趣。前面说了，因为自身条件不好，也没有对象谈恋爱。农村的孩子，到北京就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也从来没有动过出国的念头。几乎所有的时间，我都和山鹰社那帮朋友泡在一起。至于能不能以后被选拔参加登山活动，倒没有想那么多。
和山鹰社的朋友们在一起，让我活得很自然，很开心。那个时候还没有“反文化”这个说法。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是一群“反文化”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在大部分北大学生上自习、泡图书馆的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像毫无方向的驴一样一圈一圈地跑。在周末大家放松休息的时候，我们背上背包，倒一两个小时的班车，到北京郊外爬山，或者从北大跑到香山，然后比赛爬上香炉峰。山鹰社里没有人重视衣着打扮，反而以穿着简单粗糙而骄傲。军训留下来的绿色军装是很结实的爬山服装。时髦不是时髦，土反而成了时髦。我们很多人都因此得了某某土的外号。而我因为名字中有一个海字，就很荣耀地被命名“海土”，意思是“土人中的土人，最土的人”。
幸运的我
92年的登山，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成功靠自己的努力，但也靠幸运。从此我不敢把很多事情当成是自己应得的，对人对世界，都有更多的感恩之情。整个登山的过程，就是命运之神不断怜悯我的过程。
在搭上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变得已经不能再土的时候，我居然被选择进入了1992年西藏念青唐古拉登山队！说“居然”不是我谦虚。虽然参加训练很多，但是我的体力和速度都一般。至于登山技术，也只是一知半解而已。92年的登山队总共有11个队员，其中六个是老队员。新队员中，有一个博士，再就是我们90级的两个男生，两个女生。这个搭配藏了山鹰社30年经久不衰的两个秘诀。一个叫“新老搭配，薪火相传”，每年的队伍中，都有一半以上的老队员，来作新队员的mentor。而这些新队员在第二年就晋升为老队员，可以带其他的新队员。学生社团的难处在于季节性，很难保证连续性。但是山鹰社的这个机制成功地保证了从经验到领导力方面的连续性。另外一个秘诀叫“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因为高海拔的原因，登山并不是一个适合大部分女孩子的项目，但是山鹰社知道女生的重要性。那是一个很纯洁的年代，我们的两个女生，天鸽和南云，是大家心目中的女神。她们对于调节团队的气氛，管理好后勤和财务的作用不可替代。
我们到达大本营之后，分成了A组、B组和后勤组。A组相当于美国高中里的varsity，是精英，是最强的阵容。B组相当于junior varsity，是替补整容。我自然就被分到了B组。我们的任务是保证A组中，至少有一个人能够代表整个队伍登顶。至于如何分组，谁有机会登顶，大家仿佛都没有什么争议，一切都很自然。
一天在从一号营地到二号营地修路的过程中，曹峻的墨镜掉了，一下子就得了雪盲，眼睛不断流泪，只能撤回大本营。这样我就作为替补，进入了A组。如果曹峻没有掉墨镜，我就不能进入A组，就没有登顶的机会，也就没有以后创造“海土登山，百发百中”的成绩，这是另一个幸运。
生死之间
曹峻虽然撤下去了，A组还有拉加和李土两个老队员，加上我和唐古拉。拉加是藏族人，爬个7000多米的山，对他来说，就像爬个香山一样容易。李土前一年登过慕士塔格峰，虽然没有登顶，已经很有经验。唐古拉虽然是新队员，专业是学地理的，是队中的技术骨干。剩下我，几乎就是一个充数的。
从B2到顶峰，已经爬了五六个小时。离顶峰已经不远，而且是一块平地。拉加和李土在前面开路，我在后面慢慢爬，古拉因为高山反应厉害，在B2休息。山顶上的雪很深，虽然踩在前面的脚印里，每走一步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呼吸困难，意识模糊，走几步我就想坐下来睡一会儿。但又突然惊醒，怕就此冻死在这里。迷迷糊糊之间，好像到了一个山坡上，原来这就是7112米的中央峰峰顶了。在峰顶我们照了一些照片，然后撤回到二号营地。就是这次，我把黄高校友签字的校旗带到了峰顶，后来这张登顶照片送给了母校作为纪念。
撤回到二号营地，天气开始变坏。一连下了两天的雪，我们四个人在帐篷里，无所事事，高山反应让人昏迷，也记不起来当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在高山上，白雪茫茫，杳无人烟，和在B2以及大本营的队友们的通讯也基本断绝，只有我们和四围的下雪的声音。偶尔要起来上厕所，就是一个很大的挣扎。我们带的食物不多，基本都已经吃完了，只剩下一些水果糖。到第三天，雪终于停了，我们知道必须要下山。在山上多呆一天，就多一份危险。
我们四个人靠一根登山绳保护，像一根绳上的蚂蚱，走之字形路线下山。下了两三天的新雪很松软，踩下去就是一个大坑，增加了我们行走的困难。七八个小时之后，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了二号营地的帐篷。在二号营地留守的雷老板是北大物理系的博士，已经出了帐篷，拿着相机开始给我们拍照。登山的人都知道，登顶不能算成功，登顶还能活着下山才叫成功。对于我们这只年轻的登山队伍而言，从来没有成功地攀登过7000米以上的高山，这一次却要创造高校学生登山，也是中国民间登山的纪录，如何不能让人兴奋呢？
突然，我们四个人所在的雪块好像一块地毯一样，飞速往下滑落。这一切发生如此之突然，本能之间，我们用平时训练过的自救措施，试图用雪镐来制止滑落。但是下滑的速度很快，这块载人地毯，从二号营地旁边划过，直接掉下了悬崖。据说雷老板在相机的取相框里看见了我们的滑落。我想，他当时心中的恐惧可能都超过了我们四个人。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们陆续醒了过来。李土和古拉没有外伤，但是哼哼地说自己的肋骨断了几根。拉加的头部破了一个口子，鲜血直流。强悍的藏族兄弟自己从保暖内衣上撕下来一块布，包扎了伤口。一向谨慎周到，体贴照顾小兄弟的他，摔下来之后头脑不清醒，不听劝告，自己爬上悬崖，去二号营地休息了。我的状况很惨。眼镜不知道摔到哪里去了。长长的高山靴和袜子居然都甩掉了。左边的嘴角破了一道口子，脸上到处都是鲜血，看起来一定很狰狞恐怖。
李土和古拉挣扎着找到了我们的背包，架起了帐篷，把我拖进去。这一晚，我躺在他们的腿上睡了一夜，他们不时会检查，看我是不是还活着。雷老板从二号营地爬下来，看见我们几个人虽然受伤，性命无碍，给了我们一些吃的东西，自己深一脚，浅一脚，一个人在漆黑的晚上，走回到大本营，向留守的队员报告我们的状况。
第二天，我们看了那个掉下来的悬崖，起码也有二三十米高。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而没有死，简直就是一个奇迹。雷老板一个人抹黑下山，中间多次碰到险情，居然顺利到达大本营，搬来营救队伍，这也是一个幸运了。生命之脆弱和奇妙，上帝为了某种原因而没有让我们死去，这些都不是我们可以用理性去思考的，只能带着敬畏的心去领受。
不同的山
从西藏回来，我们又开始了1993年攀登新疆慕士塔格峰的准备工作。而我，在经历了生与死的考验之后，当选成为新一届山鹰社的社长。熟悉山鹰社的朋友都知道，社长其实不是最有能力和影响力的，前一届的社长才是山鹰社的灵魂。把一个新人推出来，让他能够独立担当一些常规的工作，对他是一个很好的锻炼。在重要的事情上有前一届的社长把关，又能防止新人犯错误。如何培养下一代，保证权力顺利转移和工作的连续性，世界上的政治家们都可以向山鹰社学习，因为这一点上实在是做的很成功。
作为社长，我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找到活动的赞助商。那个时候的我们是穷登山。所有的设备都从中国登山协会免费或者很低费用租过来。五六十年代中苏联合等珠峰的设备，当然不能说好，而且非常沉重，但是我们已经很知足了。交通方面，能坐火车就不坐飞机，能逃票就不买票，所以我们一次登山的费用并不高。那个时候的经济不发达，有赞助意识的企业不多，只有可口可乐公司，给了我们一点钱，完成了91和92年的登山活动，但是93年的费用，需要我们另想办法。
92年的时候，我就参加过拉赞助的活动。那时候白土是外联部部长，我经常跟着他，背着个破包，打印几十份登山计划，倒几次公共汽车，到朝阳区的商务区，挨个访问每个楼层的公司。有些公司不让进门。有些公司很客气地让我们把计划留下来。有人跟我们聊几句就让我们很高兴了。这种毫无头绪地拉赞助的方法当然成效不大，但却把我的厚脸皮培养出来了。后来我能在公司CEO面前作演讲，应该都是那个时候锻炼的结果。
93年我们继续这样地毯式的覆盖，也不知道应该期待什么。年轻的时候，为了梦想，可以克服一切困难，也不害怕打击。这个拉赞助的挑战，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山，也需要用登山的精神。
营多方便面
在经历了无数次拒绝之后，突然之间，一个叫营多方便面的台湾老板对我们发生了兴趣。那个时候，营多刚刚进入北京市场，这个聪明的老板可能觉得我们能够帮助他打开北京的市场。93年登山预算是五万人民币左右。他答应赞助我们，但是不是现金，而是7万包方便面，每包7毛钱，如果我们把这些方便面都卖掉，我们就能攒够登山的经费。
管自己叫“营多登山队”似乎很滑稽。水滴石穿，七万包方便面不算什么。我答应了这个赞助方案。主管我们的北大体委也很支持，在未名湖旁边的体育馆给了我们一个仓库。就这样，几辆大卡车，满载营多方便面，浩浩荡荡开进了北大南门。这样的场面，在北大大概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发动了山鹰社的全体成员，在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里面，排班踩着自行车、三轮车，带着一箱箱的方便面，在北京的街头四处售卖。为了能够很快变现，我们只能按照批发价销售，每包也就只能卖五毛钱左右。就这样，一包一包，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居然也卖了两三万的方便面，虽然不够预算的金额，收紧腰包大概也能凑合。
这么多的方便面，当然不能都卖完。卖面的队员，吃面是免费的。晚上宿舍熄灯之后，我们几个人点起电炉，放上一包方便面，再打一个鸡蛋，加一瓶燕京啤酒就是一顿美妙的夜宵，再买一个煎饼果子那简直就是天堂了。简单的生活需要不是很多，就可以满足。大家卖营多方便面，吃营多方便面，跟营多很有感情，所以给一个队员起外号叫营营，另一个叫多多。这些方便面在登山之前吃，登山时也是我们的主要食物。吃得太多，在登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很多人闻到方便面防腐剂的味道就要呕吐。
新的纪录
93年攀登慕士塔格峰，我们是志在必得。91年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积累了很多经验。92年登山培养了更多的队员，又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信心。在去乌鲁木齐的路上，因为发洪水，前面路基冲毁，我们在火车上呆了几十个小时，没有水，也没有食物。但是大家的士气还是很好。整个登山的过程，因为准备充分，有惊无险。我们全队13个队员，除了在大本营留守的三个队员之外，A组和B组，总共10个队员，全部登上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从7000米到7500米，北大登山队又涮新了自己创造的大学生和民间登山的记录。我们10个队员，也因此全部获得国家一级登山运动员的称号。
94年，我作为副队长，又参加了长江源头格拉丹东的登山活动，再次成功登顶，从此队友们开始笑称“海土登山，百发百中”。后来我毕业之后，自己又参加了两次登山活动，都以失败告终。这个“海土登山，百发百中”的记录就只能到94年了。
良师益友
北大山鹰社和登山队之所以吸引我，我相信也是吸引这三十年来成百上千的北大学生加入这个团体的原因，是在这个团体里，因为共同的理想和经历而积累下来的深厚的友情。即使大家毕业之后都各奔东西，但时空距离都无法消磨这样的感情。我们很多人在离开北大，离开登山队之后仍然保持接触。即使很长时间没有见面的朋友，再次重逢都会在一起举杯重回当时的岁月，或者相约再爬一把香山。
我和在我之前的队友们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就像我的大哥哥大姐姐一样，用他们的生命来影响我。储哥是我们当中的作家，在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愣头青中间，需要一个他这样闯过江湖的老大来撑门面。92年我们从成都到拉萨，为了节省一些行李托运费用，储哥要我去给一个机场员工送几条红塔山，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行贿”的经历。雷老板，生理年龄比我们大，心理年龄却比我们小，是我们当中的老顽童。跟他在一起有没完没了的快乐。也是因为他当年管理物理系的机房，我们可以偷偷地跑进机房，在里面打印登山计划，还有玩打坦克的游戏。我唯一的玩游戏的经历就是在那个时候。高豫功和高嫂子，当年我们经常去他们家吃饭。嫂子的厨艺那是一流的。后来到了奥斯汀，才发现他也在这里，而且在教会侍奉。我们去过他的教会和他家，也再次品尝了嫂子的厨艺。曹峻，现在是国内鼎鼎大名的户外运动的领军人物，当年是登山队的技术专家，教会我各种攀岩、攀冰和登山的技巧。他的性格沉静，话不多，天生给人一种可以信赖的感觉。他和太太任姐后来跟我们在清华东门作邻居，经常去他们家蹭湖南菜吃。白土，活泼开朗，没有见过他不高兴的时候。天生的外交家和销售员。为人豪爽大方，西北人的脾气。是他教我如何去拉赞助，如何面对拒绝，又带领我进入宝洁公司销售部。李土，虽然是物理系的，却经常陷入沉思之中，又善辩，倒像是哲学系的。他是我之前的队长，手把手教我如何担起队长的重任。徐刚，物理系的另一个牛人，感觉他聪明得不行，从不讲究穿着。92年去西藏登山，到拉萨就病倒了，山没有登，却和照顾他的护士妹妹结下姻缘，成为一段佳话。后来病好了到大本营，第一个到山上来营救我们。
跟我同一级的朋友中，除女生之外，最活跃的有唐古拉，叶子，春子和笨笨。我们五个人并称“九零五杰”。唐古拉虽然第一次登山没有成功，却是队里的技术骨干，技术、经验和体力都是顶呱呱。后来他登过几座八千米的山峰，是登山队绝对的传奇。叶子和春子都是计算机系的，两个人的体力和意志力都很强，是93年登山的绝对主力。叶子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跟女生关系很好。后来得了脑瘤，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仍然以极大的毅力和乐观的精神去工作，旅游和生活。春子很认真，责任心很强，后来成了登山队队长，再后来成了主内弟兄，搬家去了加拿大。笨笨，又一个湖南人，能吃会干活，是一个管家式的人才。对朋友非常忠实，在队内队外都是我的好伙伴。
这些我提到的朋友，还有很多没有提到的，在我们之间，有一段共同的经历。他们是我的良师益友，他们帮助我成为今天的我。很难想象，没有这样的友情陪伴，我的北大生活会是如何。和他们的友谊，远远超出了北大的范畴，因为我们是一生的朋友。
结束语
我的登山经历，95年北大毕业，应该说就结束了。之后虽然有过登山的冲动，但是职业和家庭的牵绊，让我无法像当年一无所虑。当年的朋友，有的继续挑战自己，成功登上珠峰和其他8千米以上山峰，或者成为运动达人，参加马拉松，铁人三项，耐力竞走，这些都让我高山仰止，自愧不如。有的没有继续登山，专注于事业，在商业界、政府和教育界做出瞩目的业绩。也有像高豫功，春子和我，接受主耶稣，成为基督徒，从此不再为自己而活。不管我们在北大之后的经历如何，可以说在北大登山队的经历都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历程。
前面讲过，我在自卑的时候进入山鹰社，在北大登山队的四年是我成长为一个成熟男人的四年。我不再自卑，在面对自己的缺陷和不足的时候可以坦然处之，又明白如果我足够努力，我可以成就很多人不能成就的事情，就像站立在7000多米的高峰上。作队长，拉赞助的经历培养了我的领导力、服务精神、销售能力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成为我能够在几百人当中被选择进入宝洁公司的最重要因素。我现在的妻子，也是因为被我的登山气质所吸引，而拒绝了优秀男生的追求，成了我的人生伴侣。
过去的经历，再辉煌，也是过去时。回忆我的山鹰岁月，我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有的是庆幸和感恩。我祝愿北大山鹰社作为一个优秀的社团，能够一直办下去，成为更多北大人的精神财富。对于我而言，这个精神已经成了我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像我嘴角的伤疤一样。我愿意把这种精神传递给我的下一代，传递给我的学生们。我知道，在我前面还有更多的“山”需要登。如果说那个时候还不是特别清楚为什么要登山的话，现在我很清楚，因为我知道在“山”的顶上，在我人生的终点，有主耶稣在那里迎接我。
